2014年8月29日

[已發表]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2/3)





蒲添生,孫中山銅像,1949,銅。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臺北中山堂,2010.08。
 (續前文:[已發表]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1/3) )

二、孫中山銅像的建立:紀念性與公共性的認可
 

蔣中正戎裝像揭幕四個月後,二二八事變爆發了。在事變中,陳澄波在嘉義水上機場被國府軍槍殺,死前留下一封遺書拜託蒲添生照顧家人。蒲添生在陳澄波被逮捕時曾請託陳儀的乾兒子蔡繼昆說情,但是未能及時救下陳澄波,而蒲添生本人據說因為工作室外面掛上國父、總統銅像製作廠的牌子而得以倖免於難。(註34) 

不過,蒲添生在二二八事件裡失去的不只是他的岳父陳澄波。二二八事件時,陳炘被臺北警察局刑警大隊帶走,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逕行處死。來臺接收的少將陳邦傑因為與陳儀不合而被轉調到福建,最後到了上海不再回來臺灣。(註35) 陳儀先是被免職,之後又被任命為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看到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意圖投靠共產黨被揭發,最後被押解回臺灣,於1950年6月在馬場町被槍決。

這些都是當初聘請蒲氏鑄造蔣中正戎裝像的相關黨政人脈,他們都沒有因為參與蔣中正銅像的製作而倖免於難,而由二二八牽動著國民黨內部的人事巨變,連帶也拖延了孫中山銅像官方儀式的進度。


朝倉文夫贈予蒲添生的孫中山照片之一,年代不詳,照片。
圖片來源:翻拍自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前引書,頁44。


朗度斯基,孫逸仙大理石坐像,1927,大理石。
圖片來源:擷取自http://www.paul-landowski.com/wp-content/uploads/2009/10/sunyat21.jpg

據說蒲添生在蔣中正戎裝像揭幕後開始製作孫中山銅像。在製作前他四處搜集與孫中山有關的資料。(註36) 在1941年離開日本前夕,朝倉文夫曾經交給他十幾張孫中山照片,後來蒲添生又透過關係拿到南京中山陵,由朗度斯基(Paul Maximilien Landowski, 1875~1961)在南京中山陵製作的孫中山大理石坐像照片。為了製作銅像,蒲添生參加孫中山之子孫科的演講,並且坐在第一排以便近距離觀察演講者,此外他也透過游彌堅認識陳以益,由他提供孫中山於1914年11月18日在日本神戶高等女學校演講後的照片。(註37)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蒲添生仍在製作孫中山銅像,事件過後他被軍方逼迫,搬出原來的工作室,遷移到中山北路的另一個狹小的住處。孫中山銅像仍留在原地,仍然不足以稱為紀念像,後來官方曾幾次試著進行開幕事宜,都因種種因素而延宕。例如1947年6月16日委員會決定在隔年元旦揭幕,卻因為經費不足而取消。1948年2月省政府試圖將銅像遷到新公園運動公園旁,定3月12日揭幕,但是因為工程浩大而作罷。最後,蒲添生在1948年5月將銅像從大正町二條通搬到鄭州街矮小的住處,等待公開的時機。(註38)

孫中山銅像最後能夠重見天日,其實也與前面的蔣中正戎裝像有關。1949年8月,一名由山東逃難來臺的鐵匠劉世潤捐了五千萬舊臺幣給中央日報社,希望政府能夠用這筆捐款來修復蔣中正戎裝像。他寫信給《中央日報》,表示自己從新竹來臺北「面謁」蔣中正戎裝像時,看見「銅像年久失修,總裁銅像兩眼角雨水飛塵太失觀瞻,似損威儀,皆由於脫落油色所致,局部生銹,似舊衣補綴,無形中給世潤一個無限的難受。」(註39) 



1949年捐款樹立在台北中山堂國父銅像的劉世潤  (右),於十二日中午偕其友洪阿川由宜蘭趕抵台北,  到中山堂國父銅像前獻上水果、鮮花致敬。  中央社記者陳漢中攝於1968.11.23  圖版出處: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1949年捐款樹立在台北中山堂國父銅像的劉世潤
(右),於十二日中午偕其友洪阿川由宜蘭趕抵台北,
到中山堂國父銅像前獻上水果、鮮花致敬。
中央社記者陳漢中攝於1968.11.23
圖版出處: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劉世潤原籍松江省,在哈爾濱以鐵匠為業,戰前經歷了日本佔領東北以及戰後蘇聯強奪工廠與物資的戰禍。後來,劉世潤到瀋陽當了六個月的警衛兵,因為表現良好,受蔣中正親頒賞金,令他一直對領袖的賞識感佩在心。劉世潤在共軍包圍瀋陽時捐錢救濟東北流亡學生,瀋陽失守以後,他來到臺灣,在新竹開了一間煤炭鋪,後來積極參與各種愛國募款。這些活動讓他傾家蕩產,不過他也以異常熱情怪異的募款方式搏得「民族孝子」的渾號以及不小的政治影響力。(註40)

劉世潤捐款的消息見報後,北市隨後委託蒲添生「修飾」蔣中正戎裝像,蒲添生在官方的指示下「磨去銅銹、著古銅色藥料」,讓世俗銅像變得跟神像一樣能夠永保常新。(註41) 當時中央日報主編張力耕趁著銅像新聞效應還在,順勢在報上撰文呼籲大眾贊助蒲添生,讓孫中山銅像能夠順利豎立。

劉世潤聽到孫中山銅像的消息後,馬上第一個捐錢,隔天游彌堅向記者宣稱他已計畫募款。(註42) 募款從8月開始,到10月10日還持續進行時,孫中山銅像終於在當天進行揭幕儀式,距離1946年5月5日奠基儀式,不僅已經過了三年,地點也變更了。



(一)民眾募款的政治性
 

孫中山銅像得以重新公開,很大的因素是官方向大眾募款,用以維持蒲添生的製作費與生活費之故。這類募款大多沒有詳細的收支狀況,當初「國父暨主席銅像籌建委員會」成立時,兩座銅像的經費是由「本市黨員熱心捐助」,募得金額不明,後來委員會在2月時又向臺灣銀行暫借15萬。(註43) 前面提過蔣中正戎裝像後來開始對外募款,這次募款金額同樣不明,最後根據《民報》報導,僅知道蔣中正戎裝像「花費百餘萬臺幣」。(註44) 這百餘萬元中據說蒲添生花掉61萬,生活費6萬。(註45) 將這兩筆款項相減,剩下30幾萬不知去向。

不僅缺乏透明化的收支,募捐性質也不單純。在銅像委員會為戎裝像對外募款不久,當時剛離開臺灣的蔣中正特別在10月29日,他自己的生日前夕,下令「嚴戒各地祝壽鋪張」,其中特別指出這類黨員募款的性質:

乃近聞各地仍有建置銅像,咸以慶壽為名,而興修建築,並有規定公務人員,每人各出一日所得,以充費用等情事,機踵封建殘餘之惡習,實非今日時代所應有,尤大違中正平日倡導節約康潔與檢賴自愛之夙志,無疑陷中正於不義。(註46)

這類強迫或半強迫性的募款當時被稱為「攤派」,即將一筆經費藉由權力關係向下遞衍、指派底下的行政或民間團體分擔。國民政府在大陸時雖然嚴令禁止攤派,但是結果只是讓「攤派」兩個字從官方用語中消失,剩下「勸募」兩個字。

戰後初期的臺灣也可以見到類似的活動,例如在1947年,長官公署耐人尋味地發布命令禁止地方攤派。(註47) 在羅承宗的論文中也舉出如「一元獻機運動」、「救濟大陸災胞運動」等官方假借民間團體進行的募款活動。

這些募捐活動不僅會訴諸國家暴力,也會運用宣傳或是權力關係來進行潛在的施壓。在作家季季研究國劇名伶顧正秋的著作裡提到1950年的「勸募愛國公債」其實是所謂的「攤派」。(註48) 當時顧正秋被指定認購一萬二千,報紙上甚至調侃當時為「反共抗俄烈士遺族救濟金」四處下跪勸募的劉世潤應該到顧氏家門前跪,而顧正秋迫於輿論與官員的壓力,不情願地捐了這筆募款。

攤派難以杜絕的表面原因是因為法令不全。當時進行捐募活動的法令依據為「統一捐募運動辦法」。(註49) 條文中明確指出各種潛在性的施壓。例如其中第五條:

經募人應受左列限制:
一、長官不得向僚屬勸募。
二、管理人不得向被管理人勸募。
三、學校當局不得向學生勸募。(註50)

然而該法令在戒嚴時期不僅形同具文,也並未約束政府單位透過如婦聯會等官方色彩濃厚的民間機構進行募款。(註51) 以蒲添生製作的孫中山銅像而言,它的捐款來源幾乎都是來自於公家單位。前面曾提到臺北市長游彌堅表示已著手募款「不僅本人十二分贊同,全市府同仁均紛紛響應捐獻。」(註52) 之後不久,中央日報社就陸續收到許多來自臺北市政府內的單位寄款,也有部分來自於軍方部隊。(註53)

這些「募款」毫不遮掩地在政府機關內進行,類似的事例在蒲添生後來製作的鄭成功銅像中也可以看見,而這些募得的錢,最後當然就是蒲添生的製作費與生活費。(註54) 這類種軟硬兼施的募款手法在當時是普遍的現象,官方當然也心知肚明,在揭幕典禮這類公開演講的場合中,也會「特意」撇清捐款與政府的關連。孫中山銅像在1949年10月10日揭幕。典禮由陳儀主持,進行到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致詞:

這次 國父[筆者按:即孫中山,戒嚴時期的文書在提及孫中山或蔣中正時多會空一格以示尊敬]銅像的籌建,並不是政府發動而是台灣全體同胞自動捐獻的,可見同胞們,對 國父崇拜的熱誠。(註55)

傅斯年致詞完後是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據《新生報》記者所述:

他強調全台北七百二十萬同胞對擁護主義,愛國家的熱誠,他說在此時此地,國父銅像的鑄建,足以表示一般民眾徹底反共愛國,擁護政府的決心,意義是十分重大的。(註56)
蒲添生,海民,1940,石膏。
圖片來源:翻拍自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前引書,頁31。

傅斯年與游彌堅的致詞自然是昧於事實,但是有誰能夠提出異議呢?揭幕儀式本身是一種政治性的產物,其中生產出的修辭基本上只是證明它具有代表「人民」發言的合法性,而在當時支持這種合法性的實力並非來自於民眾的選票,而來自於對軍警等國家暴力的掌握。攤派之所以難以杜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威權之下,在自由意志被扭曲的宰制關係裡,即使是真誠的善行,也不免因為符合官方的期待而難以自清。

在孫中山銅像的事例裡,也可以看見官方如何在募款的虛像上為自己的國王裹上「全民擁戴」的新衣。這是一種最典型的政治性表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這種由官方儀式建構出來的表述,使得紀念銅像化為全民獻給獨裁者的「禮物」,而獨裁者也樂於順勢發揮,藉著諸如禁止鑄造銅像與生日當天避壽,來表達對於這份禮物應有的謙辭,兩者互相唱和,構成了極權臺灣的民主政治虛像。
 

正如蔣中正戎裝像一般,蒲添生戰後初期的紀念像無法與這樣的遊戲切割。他既需要官方的肯定,也需要錢,更有甚者,他無法如一般的工匠一樣,單純聽從官方指示交差了事。他必須聽從官方對作品藝術性的指導,而在這個「人民」由官方掌控的政治性表述下,接受贊助的蒲添生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強調自己對藝術的真誠值得這筆交易,不枉大眾不管情不情願所捐出來的錢。

這正是孫中山銅像所發生的事。在開幕典禮結束後,張力耕特別在報紙上介紹蒲添生。在報導裡提到蒲添生在早期如何以純藝術為依歸,最後又如何發覺這樣是「把自己的理想禁錮在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裏」:

後來他發覺自己路線走錯了,一個藝術家也應該為追求永恆的真理而奮鬥。藝術是屬於大眾的,於是他發誓由象牙之塔走向街頭,在日本的末後幾年,他已不再為裸體女神而浪費生命了,像「海民」一尊塑像,即為描寫日本北海道終年生活在驚濤駭浪中的漁民。回到台灣,五年來,他就從不曾彫塑一個女神像。(註57)

〈海民〉雖然是以漁民為題材,但基本上和所謂的「女神像」一樣,都是在學院裡創作的作品。當時蒲添生是以工作室的同學為模特兒,請他擺出姿勢來進行製作,後來該作品於1940年入選了「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覽會」(1940.10.1~10.22、11.3~11.24)。(註58) 作為〈海民〉的男子右手握住長棍、左手插腰,身體重心似乎遊移在右腳與棍子上。在看似日常的動作裡,身體的平衡是由各部位彼此相扣依持而成,表現出微妙動態。

然而該作品呈現的豐富形式主義在前引文中全然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貌似回歸人民的藝術題材與理念。這樣的「人民」當然不會只是蒲添生個人的想像,而同樣也是政治表述下的產物,張力耕在同一篇報導裡繼續寫道蒲添生告訴張力耕在日本求學時,「雖然他的腳從未踏上祖國的土地,可是他並沒有忘記他是漢族後裔,中華兒女。」也因此為蔣中正與孫中山造像乃是「略表愛國和尊敬國父總裁的誠摯。」。

蒲添生後來當然沒有放棄創作所謂的「女神像」,而這些現在看起來頗為怪異的言論或許是受限於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不過即使從政治手腕的角度來看,孫中山銅像也最能凸顯出在這樣的「人民」表述底下,蒲添生個人的見解如何被壓抑。


(二)神戶孫中山與國父孫中山


即使到了今天,蒲添生的孫中山銅像呈現出不同於我們所習見的面貌。這座銅像目前仍然佇立在臺北中正堂前廣場左前方。銅像底座製於日治時期,原本是紀念工程師祝辰已銅像的臺座,放置在西門町附近,在1948年左右被搬至現址。孫中山銅像人物為站立姿勢,身上穿著西式服裝,右手放在口袋,左手握著紙卷。蒲添生仔細地營造臉部的細節,孫中山眼神向前方望去,嘴巴緊閉,臉頰下部微微地鼓起,表現出一種略為緊繃的神情。這樣的神情與體態形成微微的對比,孫中山雙腿微開,左腳微微向前,人體重心穩固;左手放在口袋裡,另一手則是適度地握著紙卷,擺出略為放鬆的樣子。

蒲添生的銅像主角是1924年應邀至日本神戶高等女學校演講的孫中山。自信輕鬆的姿態下略為緊繃的表情,以及未打開的紙卷,表現的是孫中山正準備向他的觀眾演講〈大亞細亞主義〉。當時他身著西式服裝,以西化知識分子的身分面對著大眾講述亞洲的未來。是這樣的風采與衣著風格,使蒲添生的孫中山銅像,不同於後來常見,穿著「中山裝」的民族風形象。

蒲添生在選定題材後,以陳澄波的兒子陳重光為服裝模特兒進行泥塑,他選擇以西式知識分子形象在神戶演講的孫中山形象,動機耐人尋味。這是個經過挑選的形象,在他為孫中山銅像所收集的參考資料裡,無論是朝倉文夫給他的照片,或是朗度斯基的作品照片,孫中山身上穿的幾乎都是中式服裝,多少具有異國情調的想法。陳以益給蒲添生的孫中山照片攝於孫中山於神戶演講過後,很可能是蒲添生的題材靈感來源,但是從照片目前狀況難以判斷服裝型式。

神戶演講的歷史意義更為有趣,當時美國在同年通過了「排日移民法案」,禁止日本以及亞洲各國人民入籍,在亞洲國家間引發喧然大波。(註59)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裡,孫中山在演講中強調要聯合亞洲國家,以仁義道德對抗歐美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呼籲日本國民在日本的發展上必須選擇王道而非霸道。這樣的意義,對比於終戰後必須大量依賴美援的國民政府,它既未看出其中政治不正確之處,事實上,也未看出其中隱含著一種溫和漸進的政治潛力。

國民政府唯一關心的不是從神戶演講回到中國,在隔年過世的孫中山,而是與他過世同一年出現的「國父」封號。他們之所以未能注意到神戶演講的歷史意義,也是因為他們攏斷孫中山銅像的詮釋權,過分自大所致:孫中山銅像於10月10日國慶日揭幕,僅管他在辛亥革命中是個遲到的賓客,在死後仍被高舉為民族英雄。

然而對於蒲添生、對於剛脫離日本帝國的臺灣人,要接受一個完全陌生的政治偶像談何容易。在這之中,蒲添生或許順著自己習慣的意象,選擇了一個中國與日本共有的人物形象與歷史場景。這樣的孫中山如此地親和,當時國民政府卻未看出其中所具有的巨大可能性。在狹隘的民族主義下,國民政府就在眼下錯失了孫中山銅像政治正確的用法,而這樣的短視正與戰後遽然下令禁止日語一般,為日後的臺灣帶來無限的浩劫,也為這個世界戒嚴最長的民主共和國揭開了序幕。

這樣的短見仍然延續至今,不同的是舊有的政治勢力已經無法攏斷詮釋權。在1949年的開幕儀式裡,大多數人均認知到孫中山銅像的主題,也曉得左手拿的是演講稿。然而在2008年10月9日,臺北市文化局舉辦了「臺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60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在典禮中邀請了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明煌致詞,他同時也是「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以下引文為蒲浩明轉述:

主任同時也是上台致詞前就先自嘲一番,他說非常不可思議,自己來來回回經過中山堂廣場這麼多次,竟然不知道有個如此重要而且特別的國父銅像。當他仔細端詳後,發現處處可見蒲添生先生的用心,判斷這尊銅像頭部呈現的是孫中山先生晚年的相貌,內著西裝是1912 年開國初期的款式,外著大衣是開國後祭明孝陵時才有的裝扮,手放褲袋的優雅姿態是1916曾於上海哈同花園時的留影,至於左手上拿的類似講稿,蒲添生先生塑像的原意是三民主義講稿,他認為可能是建國大綱。(註60)

這樣的論述具有某種傲慢,它虛示著戒嚴時期以政治強行代言藝術的權力位置。這類民族主義的詮釋在今天大可不予理會,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當蒲浩明「委婉」地指出蒲添生的原意時,結果竟是《三民主義》而非〈大亞細亞主義〉時,是否代表著後來蒲添生本人也曾經改變自己的說法呢?

無論如何,這些說法都忽略了以下的事實: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的理想,無論是「自由」、無論是「平等」或是「博愛」,沒有任何一樣在極權臺灣中獲得實現。他之所以還能成為國民政府的政治精神象徵,原因即在於官方以強制的方式壟斷詮釋權,使其成為粉飾暴政的死英雄。從這個角度來看,戒嚴時期作為國府政治精神象徵的「國父孫中山」,其實是個諷刺的角色。當這樣的形象透過各種教育研究機構向大眾傳播的同時,真正能夠從孫中山或三民主義獲得好處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樂於犧牲操守,自甘為政治工具的知識分子,而在這些人裡或許也包括了像蒲添生這樣為此屢改其口的藝術家。



(最終回:三、鄭成功銅像:紀念像的形象問題)

註解:

註34:王月華,〈走過二二八那段驚嚇的歲月──蒲添生是臺灣政治人物塑像的先驅〉,《典藏藝術雜誌》,84期(臺北市:典藏藝術雜誌社,1995.4),頁136-139。
註35:關於陳邦傑,詳見米果,《朝顏時光》(臺北市:皇冠出版社,2008)。
註36:張力耕,〈國父銅像塑鑄始未〉,《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10月1日。
註37:蒲浩明,〈封面故事:臺灣「第一座國父銅像」的故事〉,《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5期(臺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2010.5.14)。
註38:張力耕,〈國父銅像塑鑄始未〉,《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10月1日。
註39:本報訊,〈劉世潤君捐款 修飾總裁銅像〉,《中央日報》,第三版,1949年8月4日。
註40:本報訊,〈總裁仁德感召義士誠愛為國 劉世潤捐款救濟青年 艱苦經商節儲千萬血汗錢 樹人為國支助東北苦學生〉,《中央日報》,第四版,1949年7月11日。劉世潤參與募款的消息詳見本報訊,〈君莫笑我愛國狂 救濟遺族應解囊 劉世潤昨設靈 披麻戴孝募捐〉,《中央日報》,第四版,1950年2月6日。
註41:本報訊,〈臺北市府撥款 修飾總裁銅像 五天以內就可以完成〉,《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9月23日。
註42:本報訊,〈為樹立國父銅像 游市長發動捐款 讀劉世潤君首捐千元 銅像改建中山堂前〉,《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9月30日。
註43:「主席銅像落成典禮日期通知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2.21-1946.2.25,典藏號碼00312920004006。(http://ds2.th.gov.tw/ds3/app003/list3.php?ID1=00312920004006)
註44:〈蔣主席銅像,本月二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3日。
註45:募款消息詳見不著撰者,〈國父及主席銅像,經費不足盼一般捐?〉,《民報》,第二版,1946年6月28日。揭幕消息詳見〈蔣主席銅像揭幕,擬定廿五日良辰〉,《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4日;〈省黨部擬記者招待〉,《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3日;〈蔣主席銅像揭幕,昨各界於公署前舉典禮〉,《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6日;〈蔣主席銅像揭幕,擬定廿五日良辰〉,《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4日;不著撰者,〈蔣主席銅像揭幕〉,《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4日;〈下午往觀〉,《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5日;〈主席銅像今揭露,國父主席銅像籌建會,昨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25日。
註46:〈蔣主席馳電全國,嚴戒各地祝壽鋪張〉,《民報》,第二版,1946年10月30日。
註47:「嚴禁地方攤派捐款補充辦法五項」,《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7.2.2,典藏編號:00301100008049。
註48:詳見季季著,《奇緣此生顧正秋》(臺北市:時報文化,2007)。
註49:羅承宗,「臺灣公部門捐募法制度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2009,頁125-135。
註50:「統一捐募運動辦法」,轉引自羅承宗,「臺灣公部門捐募法制度之研究」,前引書,頁293-295。
註51:羅承宗,「臺灣公部門捐募法制度之研究」,前引書,頁182-187。
註52:本報訊,〈為樹立國父銅像 游市長發動捐款 讀劉世潤君首捐千元 銅像改建中山堂前〉,《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9月30日。
註53:劉世潤捐款詳見張力耕,〈樹立國父銅像 劉世潤首先響應〉,《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9月30日。本報訊,〈國父銅像揭幕典禮 國慶日陳兼主席親主持 樹像捐款逾二千六百元〉,《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10月5日。臺北市政府下的捐款單位包括了民政局、教育局、衛生院、工務局、稅捐稽征處等。
註54:1954年鄭成功銅像決定委由蒲添生製作後。1955年臺南市籌鑄總統銅像與鄭成功銅像委員會在5月14日於市府開會時,決議募款二十萬作為鑄像經費,並由市黨部、市議會、市商會等單位負責勸募事項。「鄭成功銅像籌款辦法,經籌建建商金額預定二十萬元,勸募計劃學校生四萬元,人民團體五萬元,金融界及地方紳士各二萬元,民營廠場一萬元,黨部八、○○○元,另發動一人一元擴大樂捐運動,以一、○○、○○○元為日標,並設勸募輔導小組,於六月一日至七月應所竣。」見本報臺南二十一日電,〈鑄造英雄像 募款廿萬元 南市設勸募小組〉,《聯合報》,第五版,1955年5月22日。
註55:〈國父銅像揭幕 陳長官親自主持並致詞 最勉實現遺教努力反共〉,《新生報》,第五版,1949年10月11日。
註56:同前註。
註57:張力耕,〈國父暨總裁銅像彫塑者 青年藝術家蒲添生〉,《中央日報》,第五版,1949年10月2日。
註58: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前引書,頁28-30。
註59:關於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與「排日移民法案」的關係,詳見桑兵,〈排日移民法案與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註60:蒲浩明,〈臺灣第一座「國父銅像」的故事〉,《國父紀念館館刊》,25期,2010.2,頁8-19。